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My Sovereignty

自由的精神就是对自己是否正确不是很有把握的精神。——哈耶克

 
 
 

日志

 
 

西川  

2016-04-12 16:05:11|  分类: 默认分类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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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并不想推倒谁。我只是希望能够写出与自己灵魂相当的东西,或者从相反的方向说,我希望自己所写出来的东西能够给出一个我认可的灵魂,并且也能够被这个世界上我尊敬的灵魂们所认可。

首先我要说,如果一个诗人在内心根本没有对自由表达的需要,“自由”根本无从谈起。我在这里所说的“自由”还不是政治哲学中所说的自由(这是另一个话题),仅仅是诗歌中“自由表达”的自由。在近百年来的新诗作品中,我还很少看到真正自由的作品。即使那些呼吁政治自由的诗歌,在表达上也不是那么自由;即使那些喜欢玩点儿邪门歪道的诗歌,也是拘谨于邪门歪道的。说到底,自由与创造力密切相关,创造力越大的人对自由的要求越高,遇到的障碍也越多。

诗人挣扎于语言对情感状态的表达、对真理和歪理的发现,体验满足感,然后陷于更大的不满足感,这是常有的事。而那些胡打乱闹的诗,我不认为它们是自由的,它们像那些一本正经的诗歌一样不自由。它们都是小小心灵小小情绪的小玩耍;这些小玩耍可能是聪明的,呈现出来的东西可能是好玩儿的,甚至是意味深长的,但不是自由的。

现代中国诗歌史上老是嚷嚷着要为“新诗”立规矩的人,他们还到不了向左还是向右、或左右兼顾的层面。他们大多是一些创造力匮乏、趣味良好、富有责任感的好心人。他们多以19世纪以前的西方诗歌为参考系,弄出些音步或音尺,这没什么太大的意思。 ?意味深长的,但不是自由的。现代汉语诗歌当然有它内在的根由,有它的音乐性、它的轻重缓急、它的绵密和疏松、它的亮堂和幽暗、它的简约和故意的饶舌、它的余音、它的戛然而止、它的文从字顺、它的疙疙瘩瘩、它的常态、它的反常,所有这一切,是使用语言的人绕不过去的。不论中外,文学史上的每一次形式主义回潮,都是以“托古改制”为模式的,但中国“新诗”无古可托。它只能往前走,走到它自己的巅峰时刻,后辈人就可以“托古”了。 


捍卫“新诗”的合法性并不意味着要在接受、理解、体会古诗方面变成一个白痴。 “新诗”也应该向“鱼龙寂寞秋江冷”、“关塞极天唯鸟道”这样的诗歌看齐。

“那种将马克思主义与孔孟之道混为一谈的诗歌写作,虽然使用的也是白话(即现代汉语),但由于它既受益于体制也受制于体制,因而呈现出一派丢人现眼的平庸景象。”

其实“匿名性”的概念我已经提到好几次了,在与徐钺的对谈中,在回答安琪的提问时。我曾想就此问题写一篇文章,而且连提纲都列好了,但后来我不知道把这份提纲掖到哪里去了。“匿名”品质是相对于“署名”品质而言的。让我姑且绕道视觉艺术谈一谈我的看法:匿名的视觉艺术,在西方,主要存在于文艺复兴之前。也就是说它是一个前现代的东西。文艺复兴以后,魔鬼来了,人文主义变成了人道主义然后长驱直入地变成了个人主义——很难想象中世纪骑士精神中能够容纳太多的个人主义。进入文艺复兴的“现代”以后,人们不再认识匿名的东西、匿名的美。我在西方的博物馆里,总会认真观看中世纪和中世纪以前的展品。我理解到,蕴含在其中的手艺和感染力,是师傅传徒弟的,是匿名的,是让出了自己的,是谦逊的,是人类的不是个人的,有时甚至是神秘的。从匿名的艺术,我们可以找到艺术的样式、类型、时尚、标准和惰性(所谓“大众文化”的说法并不侧重样式和类型概念,也不讨论谦逊的品质);从这里我们可以摸到时代精神。“时代精神”是一个有趣的东西——与其说它主要蕴含在一个时代最卓越的艺术家的作品中,不如说它更主要地蕴含在这个时代二流或三流艺术家的作品中,因为最卓越的艺术家总有他超越时代的部分(他也许包容的是其它时代的匿名文化因素),而二三流人物身上则充满了本时代的惰性;从他们身上更容易辨认出一个时代的普遍精神(不论好坏)。我曾经与我们学校做中国艺术史研究的老师交流过这个看法,他们认为我的看法是有道理的。在诗歌方面,我不相信李白的精神状态是唐朝大多数文人的精神状态,长安时代来往于王子和公主之间的王维的诗肯定更讨好一些,也就是更二流一些。这仅仅是从辨认时代精神的角度来谈论这个问题。中国艺术中的署名行为开始得很早。据说在兵马俑身上我们已能找到当时工匠的签名;甚至更早,在战国青铜器的铭文中(所谓“物勒工名,以考其诚”)。但我想,那种签名依然是匿名性的,因为签名的目的是为作品的质量负责任,而不是为了彰显个性。一个人彰显个性的时候,匿名性就少了。屈原的《离骚》是署名性的作品,而其《九歌》绝对是匿名性的写作。从这一点上看,我不能肯定《九歌》是否可以完全归在屈原名下。但“匿名性”的复杂之处在于,它可以层层累积在一种艺术传统之中,它可以叠加在一个人身上。换句话说,一个艺术家,如果他足够聪慧,他可以运用前代或异地的“匿名”因素来扩大他在本时代的存在。海子身上就拥有这种品质。他包容了中国古代、异域古代的匿名文化因素、中国乡村的匿名文化因素,从而使他的写作个性不同于当代其他人的写作个性,从而使他的作品包容更多“人类”和“类型化”的东西,甚至包容了某种神秘的因素。一个人屈服于本时代的匿名文化,和接纳本时代的匿名文化,结果会很不一样。你可能不得不接纳你所处时代的匿名文化,但你接纳得太多,你就是屈服于这个时代了,你就是放弃了成为一个更遒健之人的可能性。当然这是一个个人选择的问题,也是一个接纳能力的问题(比如一个人也许只有接纳本时代匿名文化的能力)。从艺术史上我们可以观察到,一个艺术家通过接纳其它时代、其它地域的匿名文化因素而为自己的时代开辟未来,从而走到时代的前面。毕加索接纳非洲艺术就是一个例子。为什么不是接纳其它时代的署名艺术呢?接纳署名艺术,你就容易死在那署名艺术上。也就是你署你的名字,实际上署的是另一个人的名字。在一个署名的时代,这是没办法的事。

关于“我”和当下性的关系,我想,顺着“当下性”是一种和当下性的关系。逆着当下性也是和当下性的关系。我们知道有些人是逆着时代风尚来写作的:苏轼和辛弃疾的词、庞德的《诗章》,甚至但丁的《神曲》对于他那个时代、他那个文化的“圣母崇拜”的冒犯。

在当下,我们只强调“我”的在场,说明我们的艺术意识依然处于一种比较简单和初级的状态。

坦白地说,有些艺术是要取悦大众的,有些艺术是要颠覆大众的,有些艺术是要击倒大众的。将哲学和思想引入诗歌,就是要颠覆大众读者的小资趣味。屈原的《天问》是思想的萌芽,陶渊明的《形影神》直接讨论思想问题,韩愈的《南山诗》最终归结为对造物主的猜测——没有什么不可以;哪儿来的那么多迷信和金科玉律?但我为什么又同意你说的“诗歌不是哲学,不是思想本身”呢?因为出现在诗歌里的哲学、思想不是掩藏起人的面孔、以逻辑为武器的所谓真正的哲学和思想。它更是一种建立在观察、体验和想象之上的诗歌思想。人世间并不缺乏思想,但缺乏诗歌思想。诗歌思想与所谓的思想、哲学的区别在于,诗歌思想以梦和经验为工具钻逻辑的裂缝。我管它叫“伪哲学”。应该学会欣赏思想之美,甚至干巴巴的数学也可以是美的。发疯不是诗人的专利,物理学家、化学家、生物学家也会发疯。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可以让人发疯甚至毁灭的社会。而诗歌应该获得对称这样一个社会的力量。

瑞典皇家学院对叶芝的评价是:他得益于“零敲碎打的思考”。为什么西方人能够发现“左派的忧郁”,因为人家勤于思想,有探入思想深渊的愿望,有将存在逼向死角的勇气,能够将社会主义经验与浪漫主义文化遗产联系起来看。这是拥有历史感和分析能力、理论创新能力的证明。我们太懒,并且顺着自己的懒,并且舔着自己的懒。无论是诗歌界、整个文学界,还是学术界,我们长于积累事实、历史资料,然后拿这些事实、资料感叹一番就完了。

诗歌翻译需要译者的责任心、耐心和对语言的诚实,虽然是为他人作嫁,却也不能毛手毛脚。我对具体的诗歌翻译倒没有太多的标准。严复提出的“信、达、雅”也可以讨论。我对诗歌翻译最基本的要求:吃透原文。目前在我们的中青年诗人中,也有一些人尝试翻译,但我知道他们的外文水平不够。大家最好记住:为自己翻译和为别人翻译是两回事。另外,对于学者翻译家,我的建议是:应该了解中文诗歌的写作现状,同时不要对原文进行过多的文雅化处理,应该翻出诗歌的原汁原味。还有,如果不是因为现有译本质量太差,最好不要重复翻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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